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人之力量，尤在青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在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推进过程中，青年一代始终积极主动地贡献着青春力量。其中，一大批同济青年奋勇当先，成为当之无愧的乡村振兴青年先行者。这一次，同济大学第六届青马工程“殷夫班”的同学们采访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校友、阿兰里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郑光强。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倾听他和乡村振兴之间的故事。
人物简介
郑光强，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阿兰里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先后供职于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乡伴文旅集团，规划设计作品多次获奖并得到行业关注。2017年入选江苏省乡村规划师名录（全国60人），2018年入选上海市乡村建筑师名录（全国84人），现任上海市规划协会国土与乡村规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设计实践导师。
乡村情怀：乡村振兴的原动力
Q：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学习的专业领域，以及您从事的事业？
A：我是93年来到同济，学习城市规划和风景园林设计。98年毕业到现在一直在从事规划设计相关工作。最早在云南省规划院参与了云南大大小小许多城市的总体规划编制；后回到浦东新区规划院，又参与了浦东及全国其他很多地方的规划设计。我算是有幸赶上了快速城市化浪潮，行业高速发展的那批规划设计师，经历了很多不同于当下的城市规划、设计项目。但生在云南，长在乡村，我的内心其实一直更向往乡村。2015年在一次回到云南的公益活动后，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带着团队投身到乡村建设之中。现在想想，回归乡村，一开始难以割舍的乡土情怀是主导因素。
基于同济的学习经历和十余年的规划设计行业从业经验，我们一开始是以设计为切口进入乡村的，进而开始民宿开发、施工建设、业态运营、资产管理等多元探索实践。到今年已经有8年多时间扎根乡村了，经历从设计师到建设者、运营方的身份的转变，最大的感受：乡村除了物质空间的美，还要做很多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
产业导入：乡村振兴的底层逻辑
Q：在您本专业的视角下，城市和乡村在进行规划或者设计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
A：我觉得还是底层逻辑的不一样。参考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我觉得可以将我们当下的中国从社会学角度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叫城市中国，一部分是叫乡土中国。二者是截然不同的。无论是空间环境、社群关系、产业构成、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不一样。实践中，我们曾经尝试将城市规划的东西套到乡村去，但结果往往是不适配的。
其一，乡村的多样与城市的趋同形成的极大反差。纵观我们的城市，不管上海、北京、南京、武汉，城市建成区都是相似的，但是中国的乡村正相反，没有一个乡村是一样的。我们所见的江南水乡、云南梯田、川西林盘、华北平原等，都各具特色；此外，不同区域的乡村，它的特色物产、产业表达、人群构成、文化表征，特别是我们云南少数民族区域都不一样。一套成熟的城市规划设计方式方法，或者说过去三四十年我国快速城镇化大背景下的城市规划设计方式方法是很难直接应用到多元的乡村单元规划设计实践的。
其二，城乡发展路径和需求的极大不同。我们当前的大中城市均表达出聚合、集约、高效特征，城市发展过程中天然的享受到产业集聚、资源倾斜、政策加持等多重保障。而乡村则大不相同。数据显示21世纪最初的十年里，或撤并、或合并，全国消失了近90万个自然村，平均每天有250个自然村在城市化的洪水中被淹没。改革开放以来，为城市发展供血40余年的大部分乡村面临的是空心化、老龄化的现状，乡村发展的核心并不仅仅是让乡村变美，而在于让它变得更有生命力。基于此，我们就必须去思考和解决如何调整乡村管控以符合当下需求，土地政策如何适配乡村发展，如何孵化、激活乡村产业，如何引导乡土社群迭代、更新，如何推动城乡互动、互融等一系列问题，而现有城市规划的路径和方法很难提供有针对性的借鉴。
以浙江省“千万工程”20年的历程来看，从最开始的美丽乡村环境更新，到乡村资产的激活或业态的导入，再到面向未来的乡村系统性经营。国内先行区的乡村振兴，已经开始了从简单的乡村建设到符合的乡村经营开始的转变，这个过程中，乡村发展的核心在于规划设计等赋能手段能否让乡村变得更有价值，除了空间美学价值，更重要的表达在于乡村资产的激活，能手段能否让乡村变得更有价值，除了空间美学价值，更重要的表达在于乡村资产的激活（或新增资产、或存量盘活），而激活乡村资产的难点和重点都在运营以及运营统筹下的未来乡村产业（商业）、管理逻辑构建。
因此，新时代乡村振兴语境下的乡村规划设计乃至延伸到后端的建设、运营、管理，我们都必须立足乡土实际、面向振兴发展，自下而上地做一些深层次的改变，进行系统性的重构，应对未来乡村空间更新、产业激活和管理升级三重需求。
Q：依照您刚刚讲述的三重需求，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曾经参与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与案例呢？
A：回归乡村8年时间，从最早的乡村设计，到民宿开发、乡村运营探索，再到“设计-建设-运营-管理”一体化的服务输出，我先后参与了上海的乡村振兴示范村、江苏的特色田园乡村、浙江省未来乡村（美丽乡村精品线）、四川川西林盘开发、云南滇西旅游大环线等各地乡村振兴相关实践，前后走访乡村千余个，或多或少的参与建设的乡村300多个。
第一个感受：乡村振兴不是强行发展所有乡村，被需要的乡村才有保留的价值。乡村振兴第一个五年里，我们能够看到样板村的大多数是上海、苏州、成都等大都市近郊乡村。从承担农产品保障供应功能向承担多元复合功能转变，由承担附属功能向承担核心功能转变，大都市近郊乡村稀缺性正进一步显现，对城市、对市民越来越不可或缺。
比如，2015年启动的昆山锦溪计家墩村项目，在上海、苏州大市场辐射下，通过全国首个乡村民宿集群的打造，汇聚了大量返乡青年人才，包括来自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苏州科技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等院校的20余名博士，硕士，以及大量沪苏城市艺术家、媒体人及其他行业人才，打造了一个比较典型的在大城市周边三生融合的乡村空间、产业和社群更新的典范。
而联合华侨城打造的成都安仁南岸美村项目，则立足成都周边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入市招拍挂的政策及其通过古镇与美村联动、互补，植入高品质田园度假产品的方式，营造了川西林盘乡土美学场景和文旅体验场景，重新定义了成都周边的田园度假村落，为成都旅游提供了更多产品选择。
第二个感受：针对相对偏远地区的乡村振兴则需要更为审慎的价值评判和顶层设计。在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景区里的阿者科和慕拉雅民宿项目就是这种类型。项目起源自公益活动，位于传统村落边上，布局项目的核心目的在于补充世界级资源（哈尼梯田景区）周边的文旅配套，并结合当地红米产业，进一步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和富民强村实践。当前公益活动和项目运营已进入到第八年，见证了片区的脱贫攻坚，目前还在持续推进中。类似的项目还有四川小凉山马边谷溪美村乡村客厅等。
产业期望：发展趋向的评价核心
Q：您刚刚提到了乡村会有非常多独特的可能性，那对于中国后续的乡村发展有没有这样一个比较共性的一些存在的阻碍或者制约的因素存在？
A：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提出至今已经有6年时间，经过初期探索，我们可以看见相关政策已经越来越明确，部分可行模式也正在被大力推广，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进程的大势已成，在后续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有很多机会可以参与到大量与乡村相关的事务中去。
但是，良好的乡村发展大趋势下，我们要看到，无论是大都市近郊乡村，还是依托特色资源的传统村落以及更多一般乡村，限制乡村发展的一些共性问题依然存在，主要体现在土地、人和资本三个方面。
土地层面限制主要表现在土地供给和集体建设用地开发模式两个层面。从农村耕地和集体土地三权分置，到成都为代表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招拍挂）、苏州为代表的一村两楼宇等实践，近十年来，农村土地供给创新探索一直没有间断，但大部分乡村依然面临发展空间不足的困境。当前，正在推进试点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或许会为村域经济发展空间调整提供契机。同时，考虑到农村集体用地的权属性质，在很难形成资产的前提下，常规基于资产开发的城市型投资模式（模式）难以适用于乡村区域，使得很多项目较难落地。而基于产品运营的乡村型投资模式或因乡村的天然低流量、或因对运营主体的高要求，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人的限制则会引发乡村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人才下乡、返乡的前提是在乡村有不差于城市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因为土地限制而产业单一、落后的大部分乡村对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的吸引力都相对有限。
资本的制约则与土地和人相辅相成。我们观察到，当前尤其是疫情以来，进入乡村的各类投资（产业发展、设施建设、乡村更新等）多以在地财政拨款或国企平台投资为主，大的投资尚未进入乡村振兴领域。因为土地和人的制约导致的缺钱，也将会成为影响乡村振兴推进进度的限制因素之一。
郑光强老师展现了他对乡村规划和设计领域的深厚造诣和独到见解，让我们了解到中国乡村发展的现状、趋势和挑战，以及如何根据不同乡村的特点制定合适的发展策略。他从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出发，分享了自己对乡村的情怀和理解，以及乡村的多样性和特色。郑光强老师举例的几个不同类型的乡村项目，说明了不同乡村的发展策略和挑战。被访者认为中国乡村发展的共性问题是土地、人才和资本，需要政策保障、人才回流和资本投入，以实现乡村振兴和现代化。未来的乡村必然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